摘要：即使认为人性恶只是人性之一端，也认可法治是对治人性恶的正当形式，但不会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对人性恶是绝缘的，国家政权和司法部门同样有被腐化的可能，甚至可以说，由于执掌国家权力和司法权力，其人性恶的表露会有更便利的途径和更强烈的诱惑。 ...
[21]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第250-252页。
[10]尽管实践中不乏有人认为应当应罚尽罚，并试图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之中，甚至主张刑法的全面政策化，但刑法的价值与概念，会否认这些主张的刑法学资格。[57]参见陈景辉：《法典化与法体系的内部构成》，《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第1198-1199页。
主要标准无法得出结论时，次要标准就有了用武之地。我相信，以上这个复杂态度才是很多人心中的真实想法，因此划分标准其实主要被用于后一种分类，而不是公私法的划分。法律多样性是如下问题的一个答案：不同类型的法律能否被化约为单一类型的法律？另一个答案是，法律并非多样的，因为所有的法律都能被化约为单一类型的法律。四、公私法划分为什么是必然的？看到刚才的内容和这部分的题目，很多读者可能会说我又在挑战直觉，因为他们很容易形成一种矛盾的看法：一方面很难接受社会事实这种说法，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同意公私法的划分只是特定法律文化中的事实。更具体的说法是：使得一个合乎法治之法秩序成为可能的宪法，与其他授予公权力的公法一道，确保个人直接控制、引导、计划自己的生活最终成为法律上的可能。
如果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那么部门法划分的真相是：社会事实在先，划分标准在后，划分标准不过是为了使现状具有正当性而作的事后伪装。同理，即使承认数字法学是个全新的部门法学，同样无法得出D已经变成D的结论，这就是可能性二的第一种理解，也是支持者所无法接受的理解，因为这并不匹配他们心目中数字法学的那种重要性。[[25]]参见熊德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所有制关系探微》，《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二、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以公有制解释公共财产理论的延续和发展如果说制宪者在确定1954年宪法上的公共财产是否是公有制的法律形式这一问题上有些许犹豫，需要根据公共财产条款的规范目的予以确定的话，那么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则明确了这一立场，修宪者不仅在文字表述上明确了以公有制解释公共财产的观点，而且进一步规定了国家的保护义务，使公共财产的规范体系更趋完整。与此不同，1982年宪法不仅从生产资料的角度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制度，而且还规定了公众对财产的使用和利用权利（宪法第9条和第10条）、公民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宪法第14条第4款）。[[32]]因此，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条款入宪以前，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与公有制之间的条文结构间接引申出社会主义的规范内涵发生了变化，那么在市场经济条款入宪以后，可以更加明确应当从规范的角度解释社会主义的规范内涵，从公有制的视角解释社会主义只是揭示了社会主义的部分内容，因而也只是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部分解释。第二条讨论意见与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条款直接相关。
第99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预算案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公共财产与公有制之间的这种等同关系，决定了判断公共财产的标准是财产是否属于公有。
市场经济 由于公共财产规范文字表述和体系结构的频繁变动，公共财产规范变迁史的梳理及其背后制度逻辑的探明对释明宪法上公共财产的规范内涵有关键的作用。[[12]] 参见张春桥：《关于修改宪法草案的报告》（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4]]另一种观点认为此处的公共财产是指国家所有的财产和集体所有的财产。1954年宪法中共有两个条文规定了公共财产：第58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法律、法令的遵守和执行，规划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议和公共事业，审查和批准地方的预算和决算，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11]] 参见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第二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101、114、125、136、141、157页。由此可以看出，1954年宪法对公共财产规定的重心在于保护。[[33]] 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进一步讲，国家和集体并不具有特定的含义，仅仅是一种象征，其象征着超越于个人利益的社会正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一规范目的，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也多次强调了这一内容。如果单纯按照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上的社会主义来解释公共财产条款，那么很容易得出1982年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规范内涵应当从公有制的角度解释，包括国家所有的财产和集体所有的财产。
公有制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必然会影响公共财产制度的建构。[[28]]这些规范或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公用目的。
[[6]]汪庆红：《新中国公共财产概念的历史考察——以宪法为中心》，《理论导刊》，2014年第10期。[[13]]为了更好地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就需要在宪法上明确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保护。公有制保证了国家对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是保障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的根本措施。另一方面，对宪法条文规范内涵的解释应当遵循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根据制宪者或者修宪者的原意以及宪法条文的客观表述予以确定，要排除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尤其要避免以政治决定代替宪法的法律决定。因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义务主体是公民，不可能蕴含防范国家权力这一基本权利的宪法意蕴。1954年宪法中，公共财产规范规定在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两章，并且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中，前后条文是关于公民基本义务的规定。
也就是说，相比较于财产的功能，这种想象更加注重财产公的所有权。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关于公共财产的规定存在差别，需要分别予以解释和说明，以理清公共财产的逻辑结构。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1954年宪法确认了这一理论，并将其予以规范化。也就是说公共财产与公有制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间接的，公有制对公共财产的影响是通过规范化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中体现公共利益的财产实现的。
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四人帮的支持和纵容下，一小撮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使用种种非法手段，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国家计划和财经纪律，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再次，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将社会主义公共财产解释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有说服力的。
[[24]]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页。[[36]]也就是说要坚持和贯彻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共同富裕。正如上文所述，宪法是法律，对宪法上用语的释明，需要严格按照法解释学的方法。二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规范与其他规范的关系。
总之，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相关条文的内容表明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规范目的是社会公正，也就是保障人对财产的合理使用和利用权利，进而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彭真在解释这一体系安排时指出，不再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形式，个体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进一步讲，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规范内涵关注的是财产是否承担特定的公共用途（公共功能）。
围绕上述规范，关于公共财产的规范内涵是什么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共财产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财产。公共财产就是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体现。
比如第6条第2款规定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实际上表明归属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必须保证财产的公正分配，为人营造有尊严的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但是，修宪者删除了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条款中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这实际上可以看作修宪者对1978宪法上社会主义公共财产规范内涵的拒斥，也即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应当单纯从公有制的角度界定。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已经全面地建立起来，并规定在了宪法中。
其次，1954年宪法中的相关条款也说明应当从公有制的角度解释公共财产。第一条讨论意见针对的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条款应当以哪部宪法为参照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1982年宪法修正确立了宪法是法律，并且是最高法律的原则，由此确立了宪法的规范品格。[[21]]由此可以看出，修宪者的态度是很明确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关系到国家利益，公众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类型的合理利用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重要内容，这也就部分解释了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因。
但学界忽视了公共财产条文规范环境、条文结构以及规范目的的变化，没有探明制宪者和修宪者的原初意图，导致未能恰当解释宪法上的公共财产条款，认为公共财产的规范内涵没有因此发生变化，这进一步造成了公共财产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境，比如如何处理公共财产理论与部门法上的公物理论的关系，住在河边的人从河里取水是否侵犯了国家的所有权，[[1]]私人所有的寺庙是否可以成为公共财产[[2]]，河流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如果洪水泛滥，造成了损害，作为所有权人的国家是否要承担责任[[3]]等。[[30]] 参见李忠夏：《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宪法定位：合理利用的规范内涵》，《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
